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的边陲某市。童年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记忆，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父亲是工人，伯叔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而曾祖父则是清末的秀才，勉强也可算是书香门第吧。至今家里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古籍，成为一种已失去光环的家族荣耀。我从小就受到父母这样的教育：要努力读书，拼搏进取，以便光宗耀祖、显赫门庭。在这样的教育下，初中时代，求知的火种就开始在心中点燃，而兄长考入大学对我更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与鞭策。在种种的动力驱使下，学校举行的外语、物理等竞赛，我都能经常名列榜首，真可以说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初中时代，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本地区重点高中。又由于我的健壮，遂又被选入体校。在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韶华岁月里，除了想当冠军外，我对知识的渴求更强烈了，不满足的心灵促使我在书海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类知识。

 

记得当初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时，我便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世界观」、「人生观」从此成了我经常思考的课题。也就是从那时起，想探索世界奥秘、揭示终极真理、探寻生命意义并成为智者，便成了我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驱动力。

 

当时，一巫婆的通灵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那位巫婆在具备些许治病能力之前，生了一场大病，进而被狐精附体，并受其控制。此类现象，国内外都有过报导。它引发了我对「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这一问题的思考。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思想，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对人怎样才能获得自由以及如何使生命更有意义的沉思，应该算作我进入佛门的主要原因吧。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站在凳子上借着灯光研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情景。不仅如此，当时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等，我都认真地做过思考。尤其在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尼采的《快乐的科学》时，自认为从中能找到人生的支点与归宿。但再往下深入一步，他们的哲学便开始令我大失所望了，以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入在一种苦闷与迷惘的状态中。叔本华认为：世界仅是一种表象而已，无有实质，生命意志贯穿其中，若想获得安宁与永恒的自在，唯有放弃生命。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又把某些人对自我的执着推向巅峰，使本来就痛苦不堪的人类更加痛苦。尼采本人最终也以其生命的悲剧宣告了其哲学的破产。

 

三年的体育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带着对人生的困惑，我进入了本地区的一家公司。由于我的敬业和耐劳，很快就在一个部门升任策划工作。我的成绩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垂青，大有春风得意之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长久思索而不得其解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那里去」等心灵的乌云所遮蔽。

 

坐在办公室里，常常陷入苦思冥想之中：人活着应该能够觉醒与思考。随波逐流、与世人沉浮，终其一生有何实义呢？人之为人即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把握人生、探寻真理，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但我对生死却茫然不知，精神无所寄托，这使我经常处于莫名的痛苦当中，那种痛苦很难用言辞来表达。现代名作家萧红说过：「说不出来的痛苦最痛苦。」也许指的就是这种寻找生命根基时的茫然无绪吧。

 

即便是在家里，这种苦闷也没有丝毫的减轻，以致父亲曾非常忧虑地对哥哥说：「这孩子年纪轻轻，工作也顺利，却整日愁眉不展，这可怎么办哪？！」父亲哪里知道我内心世界那无可言说的迷茫啊！有人对父亲说：「你应该给儿子请一尊佛像，也许这样能解除他的痛苦。」父亲于是真的到商店为我请了一尊送子观音像，还给我弄来了一份《念佛灵感录》。其实他也不明佛理，只是病急乱投医，只要能让儿子高兴，他什么法儿都愿意使。

 

在我的头脑中，素无神佛之观念，历来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和一些西方哲学。这尊观音菩萨像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念佛灵感录》所讲到的虔诚信众念佛得到感应的事情，以及往生净土时的瑞相，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引发了我的探究之心。

 

通过向商店的营业员打听，我在本市找到了一座比丘尼的寺院。初进佛殿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于是我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并从寺院里请了《心经》、《觉海慈航》等书。翻开《觉海慈航》，书中有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六道轮回的论述等浅显的佛学入门知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佛法，对于六道轮回的思想当时怎么也无法接受，因它们与我所学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大相径庭。这种矛盾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突，而这种痛苦的状态竟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几乎摧垮了我的身心。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音乐家贝多芬的那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让命运使我完全屈服。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有多好啊！」在那段灰色的日子里，我就是靠这句话的力量而存活着。在这期间，我又获得了河北省电大的一纸文凭。

 

我也订了一些如《哲学研究》、《哲学译丛》等哲学理论方面的刊物，以期能廓清心头的乌云。我也研读了中国的古典哲学，诸如《道德经》、《易经》、《庄子》等。《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我以观复，夫物芒芒，各复归其根……」《易经‧系辞》的「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等思想对我迷茫已久的心稍有安慰。这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通过特定的禅修和静坐，可以开发人固有的超常功能，也能洞视常人所见不到的世界，可以发现科学所不能揭示的宇宙规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的「内景遂道，唯近观者能察之」，想必即是指此而言。）

 

加之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又对人的理性作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他认为人的理性仅仅表达了现象界而已，逻辑的思维、推理、判断对认识世界的本质是无力的，但书中没有给人留下进一步探索世界的钥匙。而东方的先哲贤人却在认识世界上有着西方人所没有的认知方式——「万物静观皆自得」，这种认知方式被称为「内求法」，是东方哲学的特质。因之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老庄哲学上，从此，我那不安的心灵才渐渐有所止息。

 

一日，偶读《六祖坛经》，感觉却如久别重逢的故友般亲切。但当时只是把它当作哲学书看而已，但经中的「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万法从自性生」等观点和老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经中智慧的善说，不同凡响的见地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更何况六祖惠能大师千年肉身不坏的奇异现象，也促使我不得不对佛法进行深思。

 

一叶障目的做法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为什么不能放弃自我的偏见，以宽容的态度重新阅读佛经呢？对于不了解的认知领域，你可以存疑，但最好不要轻下结论。天文学家拉普斯曾针对人的狂妄与骄傲，尖锐地指出：「我们知道的是有限的，不知道的则是无穷的。」而哲学家苏格拉底更谦虚地说：「我一无所知。」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思考、抉择，去亲自读一读先贤圣哲的论著，看一看他们的传记，你才可能有发言权，才能做出取舍。

 

我抛弃了以往的固执与幼稚，开始读起了《宗喀巴大师应化因缘集》、《根造上师修习藏密的体验》、《什么是佛法》等书。以往认为信佛是愚夫愚妇的行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在心中开始动摇了，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探寻真理的努力终于有一天得到了慰藉。诚如索甲仁波切所言：「当我们长久祈求、渴望真理，经过多世，业被完全净化之后，奇迹就会发生……『内在老师』会以『外在老师』的面目出现，几乎像奇迹一般，我们就跟他相会了。这相会是生生世世最重要的事。」1993年，一个殊胜的因缘，我见到了一帧清定上师的庄严法相，顿生欢喜。第二年，我就辞去了工作，告别了双亲，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前往川西第一禅林——千年古刹昭觉寺，并拜见了大恩清定上师。上师无尽的慈悲和自在解脱的胸襟，初见就让我感觉如沐春风，又如游子归乡，感受到了无比的加持。值遇清定上师是我此生的荣耀，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一日，我在上师面前发愿：愿我对上师三宝生起永不退转的坚固信心。上师即从法座上伸出右手赐予摩顶加持，并慈言相慰：「三宝加持，三宝加持！」当时我欢喜莫名、激动万分。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上师那慈悲的话语今天仍在我耳边回荡，催我自新、令我奋进。在上师的垂念下，菩提种子开始在我心中悄然萌生。

 

在1994年8月3日到达昭觉寺的那一天，我就有幸看到了《莲花中的宝珠》一书。书中讲述的至尊一切智法王如意宝的殊胜功德和弘法利生的广大事业，使我对尊者生起了净信，欲亲近尊者的心情与日俱增。经过漫长的等待，因缘聚会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1997年在喇荣圣地，我终于亲睹了法王的尊颜，并听闻了殊胜的法要。

 

四年多过去了，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探寻真理的路是艰辛的，但只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不畏磨难，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真理之光。如今我已找到了人生的支点与归宿，在喜悦当中，我常常想，前方的路还很漫长，但明天总会来临！特别是想到我还未报上师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我就更增添了铁肩担道从头越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