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五十年代，家庭背景既非巨贾富豪，亦非达官显贵。但因父亲乃习武行医之人，又在某个省级单位工作，故而收入也还可观。父母对我们几个子女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我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甜水中渐渐长大，于同龄人中颇有点大哥大姐般的自豪感。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情的烈火会将我们家毫不留情地全部焚毁。父母积蓄多年的资产转眼成空，不仅如此，祸不单行的是，我那年仅十岁的大姐又突患恶疾，终因医治无效而丧生。就连我们家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也因银行宣布倒闭而如石沉大海……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使我们陷入了山穷水尽、困顿窘迫的境地。昔日宾客满门，不请自来；而今却形同陌路人，唯恐回避不及，真是应验了“人情似纸张张薄”那句古话。父母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精神几近崩溃。父亲曾感慨地说道：“凡事靠自己，万事不求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激励教育下，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发愤学习。

 

六三至七六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动荡年代，我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可能是前世的宿缘赋予了我一个聪慧的头脑，使我对任何一门学科都能轻车路熟般地掌握。并由于品学兼优的缘故，我还被连续任命为校学生代表、红卫兵总勤委员，以及市学生会委员。记得刚上小学时，我就向往着将来能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要干一番大事业，为人类作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再加上“仕途”顺利，这一切更激发了我的理想烈焰。学生时代总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同窗好友欢聚一堂，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共同砥砺。此时的我，内心每每都会生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读大学，出国深造，作一名卓越的物理学家，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让我生不逢时地处于那个特殊年代——学生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能直接考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我才一举考入四川师大化学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市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投入，故而仅三年的时间，教学工作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一九八七年，我所负责的毕业班，90%的学生都考上了中专、中师、幼师、重点高中，优秀教师的称号可算是名副其实了。

 

然而我却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教师，尽管中学时代的宏图大志已不可能实现了，但就算鞠躬尽瘁一生，最后获得了教师界的最高荣誉“特级教师”，这也远远不能抚平我心中理想的失落。因为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人们的目光又一致向钱看，于是我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我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尽管并没有放弃教育工作，但工作态度、质量肯定大不如前。为人师表而未尽心尽职，这让我对于自己后期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感内疚，总觉得愧对学生。

 

被金钱磁力深深吸引的我，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商界崭露头角：从小型经营、涉足运输行业，再到承包工程、添置私车，最后还飞到北京，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公司。当然在这风风火火的创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纠缠不清之事。

 

也许是我目光太短浅的缘故，在正式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八十年代，我竟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钱，而我并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我看来，挣钱就是为了享受，于是我又开始热心于如何花钱。很快，我便按自己的心愿，于峨眉电影制片厂附近建筑了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不动产添置完毕，我又向“动产”领域开拓奋进。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开朗，爱好也特别广泛，尤其对旅游和摄影更是情有独钟，很自然地我便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此期间，我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并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风景、名胜，巴山蜀水更是不在话下，就连人迹罕至的藏区也涉足前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信仰，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见到藏族同胞简单、原始而贫苦的生活，自己则以幸运儿的姿态报以同情和怜悯。对于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虽早有所闻，但却始终不能理解，更没有想到要去揭开她的神秘面纱。从经商到旅游，马不停蹄的奔波倒反而更加勾起了我的无限欲望。挣钱挣到最后让我觉得也无非就是图个享受，享受来享受去也无非就是在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打转转。我有了一幢别墅，也不过是比别人多占了几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而已；玩来玩去，除了用摄影机拍下一张张风光照片之外，所有的这些景点，于我的人生当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刻骨铭心的记忆。看来我不能只做这种人去楼空的买卖，我得让我不安分的心真正充实起来，我得干点“实在”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业绩”。恰好由于八十年代末期在四处云游期间，我广交了各路朋友，并结识了各阶层的人士，这让我又生起了强烈的从政欲望。于是，我开始与一些重要人物八拜结义、称兄道弟，或以姐妹相认。他们则热情地邀我加入民盟或国民党，我便义无反顾地开始着手办理有关手续。隔三差五，我这帮热火朝天的朋友便要到我家来聚会，我们还常常举行音乐舞会，总之所有的“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吃喝玩乐。自小被认作“丑小鸭”的我此时也开始美化起自身来：穿名牌服装、做流行发式，甚至在脸上涂红抹绿……如今看来，真是贻笑大方，也不知当时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的确有点若醉若狂的感觉。

 

八九年底，我终于从教育界调入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非常轻松，待遇颇丰，但我却仍不满足，仍在努力地按照政界朋友们为我铺设的云梯攀登，因为我那时太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

 

就像经商干久了令我感到疲厌一样，与这帮政界人士混久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们的底细。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是把“治国经邦”的理想堕落成政治投机的一种买卖与生存之道，政客生涯是与商人赚钱谋利并无二致的一种换了形式的利己活动。特别可恶的是，在“人民公仆”的幌子下，这些人还要遮遮掩掩，把偷鸡摸狗、欺男霸女、骗吃骗喝全都美其名曰为“工作需要”，这实在令我倒足了胃口。于是天生好动的我在人性未泯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转向别的充实生命意义的领域。

 

九○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气功，其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现象，打破了我那僵化的“唯物论”的陈腐观念，我也开始研究起所谓的人体生命科学来。经过短期的培训，我自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异功能，如遥诊、遥治、透视……仅开天目一项就已令气功界的朋友们羡慕不已。此时的我已对金钱、地位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兴趣，遂一门心思投入气功事业。不久之后，我又被纳入所谓的“传人班”进一步深造。

 

随着对气功研究的深入，我对宇宙、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但更多解不开的谜团又开始缠绕着我。当时因感觉道观及佛寺的气场好，是练功的好地方，故时常出入道观及佛寺。那时我学得很杂，各宗各派的理论都想弄个水落石出。权衡再三，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佛教，并开始恭阅佛经及部分大德的开示，此时才算初步体会到佛法的精深与伟大，修炼气功时的诸多谜团也随即迎刃而解。我越学越觉得佛法深不可测，远非以我的小聪明所能通达。

 

这一阶段的气功修炼及初步接触佛门，对我后来的人生观的重新确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比不知道，一旦把佛法与当初曾让我魂不守舍的气功一对照，我马止就能感觉到佛法“一法不立”的伟大与究竟。气功要么执著在“气”上，要么执著在“死定”上，这些都是妄心乱动，背离本自无生的无为状态越来越远，还常常以神通逞奇炫异，更是远离佛法的大机大用。真能体证佛法的“真空妙有”，则又有何物、何情可让你执著呢？又有哪一物、哪一种功不是你的妙明真心的显现呢？还用得着拼死拼活去练个什么“阳神”、“气感”、“大小周天”吗？

 

九○年底在大善知识的引导下，我终于在昭觉寺的清定上师前受了皈依，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佛教徒。历来热衷于旅游的我此时更是名正言顺地云游名山古刹，觐见大德高僧，故而对显密各宗多少都有些接触。后来在闻得大恩上师法王晋美彭措的圣名后，九三年夏我便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与众亲友不辞而别，以无比喜悦、崇敬、虔诚之心再次步入藏区，并终于找到了我此生永恒的归宿——色达喇荣佛学院。

 

从皈依算起，我学佛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尽管我如饥似渴地闻思佛法，但惭愧的是，却始终未能专一修持。虽然出家、在家皆能修行，但我深知唯有僧众才能荷担如来家业。正如《赞僧功德经》中云：“出家弟子能堪任，继嗣如来末代法，万德无量在俗人，不能须臾弘圣法。”以前是乱摸乱撞，后来总算值遇了佛法及大恩根本上师，但由于世俗凡情所累，每次到学院都是来去匆匆。刚听到一点佛法的正味，家里马上又以事勾牵，让我不得不急忙返回。回到世俗中，正知正念立刻就像被埋藏在了阿赖耶的最底层，死活提不起来。而多生累劫的习气等无明种子提都不用提便踊跃现前。烦恼依旧、痛苦依旧，特别是因为没有善知识的时刻提醒，自己又没有精进持久的耐心，眼睁睁地看着大道，但就是上不了路，即就是上了路也一步三停。以自己这种根机，再不专一行持，解脱何时方有出期？

 

思前想后，在反复对比衡量了在家与出家的利弊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二○○一年六月这个非常时期，毅然落发，并喜著自在僧装。剃发的那一瞬间，我在心底坚定地对自己说：“今后纵遇命难，我也绝不舍弃上师三宝！”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绝没有权利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佛乃至出家修行，但我想提醒诸位知识界的朋友：不论我们是否相信轮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开发出自己本具的“善心”，并以之调伏我们的自私心。我们要不断训练自己对他人的慈悲、爱和关怀，因为在生活中开发出这种善心，便足以弥合我们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为这五浊恶世带来难得的祥和与平静。有了爱与慈悲，还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死时无所畏惧也无所遗憾，因为我们既已在这世上播下了善心的种子，那还会惧怕它不生根、开花、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