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总会对身处的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做出一种反应。而这种认识和反应又跟自己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和大多数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一样，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有近二十年是和校园联系起来的。对我而言，世界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校园投射反映的。纯色是校园生活的基本色调(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校园生活有两个阶段、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阶段，一个是蓝色阶段。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片红色中度过的。课桌课本是各种红色运动遗留下来的装饰；雷锋、刘胡兰、董存瑞再到后来的张海迪，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典型让我们去学习；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先进人物报告……在我记忆的胶卷中，留下的都是这些关于红色的影像，每当我试图去寻找有关课堂生活的细节时，结果却总觉得一片模糊。不过也正因为红色的单纯，才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阳光灿烂。少年时代的我，应该说是一个积极向上、纯洁善良的红孩子。

 

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几乎同步开始运作，这一切反映在校园生活中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当时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上大学便成了每个孩子心中最高的理想。像我这样喜欢思考的孩子自然不会在学习中败下阵来，数理化就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数理化就是科学，科学在我的思维中就像蔚蓝色的深深海洋般，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顺理成章地我就上了重点高中并最终迈进了大学，而且特骄傲地选择了理工科，因为那是科学的重镇！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纯蓝色的思维方式——命题、推理、判断、论证、结论。如此做学问，以至看世界也带上了这种思维的烙印。我甚至骄傲地认为自己已掌握了认知世界最好最科学的方法，并且固执己见。那个时候佛教离我还很遥远，我甚至认为它是老太婆的迷信，是失意者的避难所，佛教与我这个现代知识青年是不搭界的。

 

毕业后我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工作，带着红色的热情与蓝色的理想。那时我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整天和图纸打交道，也通过图纸，我才与社会有了真正的接触。这时，我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红色与蓝色在这个驳杂的世界里怎么是那样的脆弱不堪？靠纯色建立起来的理想和价值观第一次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当时的我不能认同金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也不赞成对物质文明的单纯追求，但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思想平台来支撑我的理念。因为单靠红色的理论去说明问题已经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有时我甚至还会遭到别人的嘲讽。我这时才不得不开始反省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许是我的知识结构出了毛病，理工科带给我的理性思维是否过于单调了，它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于是我决定重返校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这次我选择的是文科，一个可以和社会广泛接触的专业——新闻传播，以弥补自己人文方面的欠缺。

 

记得那时开了一门课《美学研究》，它不是局限在对各种艺术形式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是涉及到了人的生存、人的感觉以及人的情感，简单地说就是对人本身的研究。各种哲学流派和宗教问题被老师在课堂上精彩地演绎着，佛教也第一次如此正面地进入了我的思想领域。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常常忽略了对灵性维度的思考判断，只局限于眼前这个世界，“眼见为实”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判断标准。然而茫茫的宇宙、无始终的时空，人的眼界又能有多大、多远呢？面对世界，人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认知能力的大小，而不是轻易地就做出评判，在自己有限的见识下做出一些看似合理、正确、客观的结论。在我们习惯的理性与感性的平面上，宗教建立起了灵性的第三维度，单向的思维自此开始被打破了。这时想到自己以前以现代知识青年自居而轻视佛教的言行，着实让人感到幼稚可笑。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生性喜欢自由的我开始有机会游历山水，并且发狂般地喜欢上了旅游摄影，也因此而结识了许多同好。在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我发现藏区成了我的最爱。藏族人都信奉佛教，走进藏区，人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佛风振荡，处处都能看到经幡、经筒、玛尼堆，还有雪山青草喇嘛庙。雪域高原除了带给我审美的惊叹，更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那些生活在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高原的人们，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所表现出的从容自在和乐观真实，是那些在繁华都市里驾靓车、住豪宅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看来幸福的依据并不在拥有财富的多寡。

 

有一张脸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现在闭上眼睛，那黑黑的眼眸、白白的牙齿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九八年国庆，我和几个朋友出门旅游，经过火车汽车的轮番颠簸之后，我们来到了地处甘南藏区的夏河。那是我第一次端相机摄影(以前都是持傻瓜相机到此一游)，面对草原、寺庙和藏胞，我那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有天上午在拉不楞寺大经堂的广场上，正当我端起相机对准经幡起劲地拍照时，突然镜中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在向我挥手。“难道不准拍？管他呢！”我装作没看见，照旧飞快地按动着快门。可那个身影还在向我招手，我只好收起相机向他走去。一张少年清纯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黑黑的眼睛、白白的牙齿，一种久违的纯真笑容挂在嘴角，并不强壮的身躯裹在红色的僧袍里，显得和谐而庄重。仿佛穿过时空隧道一般，我和他没有太多的迟疑就抓住了对方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语言不通，可亲切自然好像是由来已久。他用生硬的英语不断地说着“Ilikeyou”，这让我分明感觉到他就是我弟弟。在我们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光亮。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你们大概是前世的兄弟吧”，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前世今生”的存在。至今，每当我看见那些红色的僧袍时便会自然地产生出亲切感。

 

那次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学佛的，她一路上也给我们讲些佛教知识。我们每到一处寺庙，她都必定会供养并顶礼长拜，而她转经的神情也绝不亚于那些藏族同胞。以前只知道她在学佛，但没想到她是如此的虔诚。当时她正在电台主持着一档很受欢迎的谈话节目，我想节目的成功一定或多或少跟佛教有某种渊源。

 

从夏河返回兰州的途中，我们乘坐的车子出了车祸。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半左右，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表明兰州城就快到了。经过大半天山路的紧张驾驶，司机的神经开始放松，而满车的乘客在长途颠簸之后也都开始打盹儿，客车在盘山路上向下快速地行驶着。突然一声巨响，时空瞬间停顿下来。等时针再开始滴答转动时，整个车厢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车内一片狼藉，哭声、喊声、呼救声响成一团。若不是依维柯车的鼻子，司机的小命就保不住了(车鼻子完全被压缩掉了)。而乘客中，有的头破血流，有的腿脚骨折，更有的昏迷不醒。在碰撞的瞬间，我的下巴也和前面的椅背亲密地接触了一下。当时我不知道伤情如何，只是拼命地捂着下巴并感到头晕目眩。很快我就双眼发黑，人也只想往下沉，而且感到恶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迷糊中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顶悄悄地灌入，渐渐地渗透到我的全身，我感到了温暖，人也开始清醒。这时，我看见我的朋友正手拿一串念珠放在我的头顶，口中还念念有词。整车人中，就我们四个伤最轻，可以说只是有些轻微的擦挂。收拾好行李后，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事故现场，因为后面还有行程——塔尔寺、青海湖还在等着我们。

 

车祸带给我的除了惊险就是对因果的深切认识：世间万物皆因缘合和而成，事物的产生、事情的发展都有因果的关系，而这种因缘是潜在于事物背后，并不全是通常逻辑判断的因果。因果与你学佛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它对任何人都会起作用。车子发生车祸也是一种因果，全车人不同的遭遇又是各自的因果，后来我知道这跟人的宿世业力也有关系。

 

回成都后，我们那帮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一次，有一个朋友从色达回来，他拍的照片、讲的见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引起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轰动。我第一次听说了色达，知道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佛学院。青草起伏的山峦间，红色的小木屋呈莲花状地放射开去，这是朋友的照片上的景象，他还告诉我那些小木屋都是出家人修行的房子。我在惊叹美景的同时也想着木屋里面的故事，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去那里。从此色达就成了我们大家心中的情结。

 

还有一个朋友的变化并不是美景就能够说明了的。她平素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爱扎堆、好热闹，整天在娱乐场所泡来荡去，穿着光鲜。她也爱摄影，不过却是被拍摄——她是一个模特儿发烧友。她也跟着去了色达，那时的我在心里并没有把她当作朋友。从色达回来后，她居然也开始学佛了，不过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又有什么时髦不可以赶呢？起初大家都没把她当回事儿，想着这还不是三两天的事情。结果天寒地冻的春节到来时，她居然要一个人去海拔四千米的色达，她说她想去佛学院看看上师。看她毅然决然的样子恐怕是拦不下来了，我便陪她去军用商店买了手套、棉裤和大头鞋，剩下的就只有在内心祝她一路平安了。假期过后，她从色达回来，人微微胖了一点，脸上还带着高原的明显印记，精神面貌却出奇的好！这些都还只是外表的变化，真正的改变在她身上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她开始很少出门了，业余时间的大部分都用在修行上了。她的气质更是有了质的改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身上已有了智慧的影子。前年她又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包，用一个月时间、花了一千块钱从川藏线入藏，又从青藏线回川，程程搭邮车，遍访雪域高原的寺院。这一壮举在朋友中经常被引为佳话，她自己也把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字在《女友》上发表。一个从前你不重视的女孩，现在你不得不重新认识她。如今我们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常常交流一些佛教方面的问题，她总是带给我很多启发。

 

不光是施行，有关西藏的书我也会很留意。一次朋友给我推荐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真是一本好书！它用藏传佛教的知识讲述生死与临终关怀，深入浅出的行文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不愧为西藏的《神曲》。还有一本书就是后来成为我上师的丹增嘉措活佛写的《如何面对痛苦》。初读时，它还没有成书，只是打印的样稿。当时我和朋友约定在一个小饭馆见面，简单地寒暄之后，她便拿出了活佛的书稿。只看了开头我就被吸引住了，当即向她索要书稿，她答应给我看半天时间。在我们热烈的交谈过程中，临桌的三个人投来善意的微笑，也许是我们谈话内容中提到的人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等我们吃完饭买单时，那三个人已经帮我们付了钱。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它带给我的却是心情的长久愉悦。那天下午，我真的很幸福，在活佛平实的娓娓叙述当中，我逐渐进入了佛教的领域。烦恼的根源、痛苦的大小和种类，以及如何利用和面对痛苦，活佛的书给了我全新的感受，让我的心情顿时舒畅起来！当时我非常渴望见到活佛本人，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我相信我会有这样的机会！这个时候我已决定要走进佛门，就像我的一只手已经搭在了门环上，只需轻轻的一点外力，门就会被打开。

 

机缘很快就降临了。有个周末朋友问我去不去放生，我当时没太肯定，因为通常周末我都会睡懒觉，生物钟已经养成的习惯，早上六点半我可能起不了床，因而我告诉朋友别等我。没想到第二天六点半时，我居然准点就醒了！马上出门打车赶到约定地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放生。起初以为只是放几条鱼、几只虾，没想到居然有四大卡车的泥鳅、黄鳝，还租了两艘船。参加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一起动手不分彼此，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公益活动。把车上的泥鳅搬到船上后，便开始念诵起放生仪轨，在大家的诵经声中鱼儿欢快地游荡，它们也许知道等待它们的将是一种新生。我们的船向湖心驶去，在渔夫不能出没的地方让这些鱼儿回归自然。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在六道轮回中转化着自己的生命形式，你没有权利去剥夺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蚊虫也好，人也好，从本质上讲都是相同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有也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区别，是个人业力显现的不同方式而已！那天参加放生的有索达吉堪布，他是一个学问高深的出家人，在信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从那些师兄对他的顶礼膜拜中便可以感觉到他的不凡。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在我忙碌后抬头的一瞬间，我碰到了一位僧人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擦干净船舷上的水示意我坐在他身旁，这平凡的举动却给了我极大的温暖。坐在堪布身边，我就像是沐浴在一个温暖的磁场当中，尽管没有言语，但我的嘴角却始终挂着微笑。回到堪布住处，通过朋友我向堪布提出了皈依的请求，从此我就成了一名正式的三宝弟子，法名圆真。

 

逐渐地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入门的佛教书籍，也终于来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色达喇荣佛学院，还接触到了更多的上师：三界导师法王如意宝的慈善，慈诚罗珠堪布的宽厚，益西彭措堪布的睿智……当然，还有我一直想见的丹增嘉措活佛。虽然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但都带给我相同的感觉——一种普度众生的慈悲。我在世间也接触过许多学问、人品具佳的人，有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行业演绎着成功，创造着财富，可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凡夫俗子气，一些他们自身无法超越的东西。而在我的上师们身上却看不到这些，可以说我完全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而且这种魅力的余波已经辐射到了我周围的朋友们身上。我有几个朋友在见到法王后都对佛教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兴趣，有的还因此生起了非常强烈的信心，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

 

佛教是利他的，它绝不是单纯的自我解脱，你应该用自己的所能去影响、感染和帮助别人，这就需要你有一个如法的言行和形象，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思想平台上。正像上师要求我们的那样，学佛最关键的是建立正知正见，有了这个作先导，才能从本心产生出强烈的对佛教的信心，做什么也才会由衷而为。在认识还没有跟上以前，就急着去做一些操行，那只会是一知半解，收效肯定甚微，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态和信心。

 

经历了红色与蓝色的变奏，现在我终于从杂色中步入了白色。白色既是所有颜的总和，又是所有颜色的超越，它显得那么纯洁，但又绝不单调，它的多元实在是需要你去慢慢品味。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我有健康的心智，良好的体貌，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接触到了佛教。可以说我已具足了十八般暇满人身，我当然没有理由再去怀疑我的未来，虽然我才刚刚起步。也许，还有许多世间的事需要我去处理，但我相信我终究会走上香巴拉净土！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愉快地畅游在白色的世界里。